出发时不感到寒冷,归来时不迷失方向。

母亲患病多年最终不治,为了给母亲治病,家里已是一贫如洗。再加上父亲又一心扑在大队的事情上,于自己家并无多少顾及,因此那几年我家过得实在是凄惶,别说没钱买自行车,甚至,父亲连手电筒坏了,也舍不得去买一只新的。于是父亲摸黑走夜路便成了常事——久而久之,他大概也早已忘记走夜路需要打手电筒这一出。

两道长长的堤垱,夹着一条宽宽的大水沟,在黝黑的夜色中向前伸展着,发着用肉眼几乎难以辨认的微光。堤垱在离村庄一华里之外。父亲和我走在左边这道堤垱上,他提着我的箱包,走在前面,怕我跟不上,故意放慢脚步。我紧跟在他身后,亦步亦趋,小心翼翼地朝前挪动着脚步。

所谓人生,不过就是“出发”与“归来”而已。

大水沟是父亲早年领着乡亲们挖的,挖起的淤泥,便堆成了两边高高的堤垱。大水沟直通圩堤外的信江,入江口建有一座高高的水闸,名曰“高云闸”,也是父亲领着乡亲们兴建的。挖水沟、建水闸的目的,一为内涝时排涝,一为干旱时引信江水抗旱。因为大水沟挖在我们村和邻村之间,久而久之,它无形中便成为了两个村庄的“界河”。

我问初水哥:“你为什么要把手电筒留在沙滩上?”初水哥答道:“天太黑,放一盏灯在过来的地方,回去时就不会偏航。”渡船终于划到了对岸,父亲和我一起谢过初水哥,跳下船,朝着前面的又一道圩堤,继续我们的行程。

夜依然一片漆黑,江风嗖嗖地吹着。初水哥用手电筒照着我们父子上了船。手电筒射出的光柱在夜空中划来划去,切割着江面上的黑暗和沉寂。光柱探入江水时,有几条银晃晃的鱼儿从江中跃起,有一条鱼还“砰”的一声碰着了船舷,跌落时砸起一捧浪花。

如此,人生甚好。

我和父亲在隔板上坐好,等候初水哥上船。初水哥解开缆绳,将打开的手电筒搁在沙滩上,光柱朝向对岸,然后猫腰将渡船推了一把,船缓缓地漂离沙滩。初水哥跳上渡船,拾起横在船上的竹篙,轻轻地点了几下,渡船犁开江波,“嗖嗖”地驶向对岸。船至江心,他再放下竹篙,拾起木桨,坐在船尾用力地划将起来。木桨拨动江水的“哗哗”声,和着渡船破浪而行的“矻矻”声,将江面上的沉寂,衬托得更加粘稠、幽邃。

出发有爱,归来有灯。

自母亲去世后,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的感情便变得细腻、深沉起来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到底是哪个时辰出生的,只知道是农历哪一天。我出生时,父亲正领着乡亲们在数十公里外的康山兴修圩堤,等他回家时,我已经出生半个月了。母亲死得早,无从去问;哥哥、姐姐那时都正直贪玩的年龄,自然也不会记得;问婶婶,她也记不准确。于是现在的我,便成了一个无法准确推算生辰八字的人。

接着就听见屋里传出一声:“起来了!”跟着是一阵窸窸窣窣的穿衣声,再跟着是一阵踢踏踢踏的脚步声。门终于“吱哑——”一声开了。初水哥用手电筒照了照,见是我们,朝父亲和我打了声招呼,便在前面引路,领着我们翻过圩堤,沿着堤坡向下面的沙滩上走去。渡船就泊在沙滩边上。

少年时代转瞬即逝,恍惚间已然三十余载后。人生无常,初水哥二十年前因病离开了这个世界,我的父亲也于前年在87岁高龄上辞世。如今回首起少年时光,很多记忆都已变得模糊不清,唯有当年与父亲同走的那段路、唯有初水哥留在沙滩上的那盏手电筒,随着时间的流逝,反而在记忆中日益清晰起来。

我们是去县城汽车站赶早班车的。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,我在外地一所大学读书,是个少年大学生,每年寒暑假回家两次。无论假期过得多么快乐,无论离家返校是多么的不舍,假期结束了,还得乖乖地按时回学校报到。每次返校时,如果父亲忙,不能送我,我便提早一天,住到县城的大姐家去。而父亲但凡有空,定要亲自送我到县城的——当然,他是非要等到我开学当天才肯把我送走的,目的只是为了能让我在家里多住上一宿。

我跟着父亲,终于摸摸索索地来到了信江圩堤上。半堤腰有一块平地,建有一幢木屋,里面住着摆渡的艄公。县城在信江对面五、六里处,须摆渡才能过去。父亲扯着嗓子,连喊了几声:“初水!过渡哦!”初水是和我同村的小学同班同学长安的父亲,只比我父亲小几岁,辈分却比我还低一辈,但为了尊重他起见,我平时见了他叫哥。这个渡口,自有渡船以来,究竟有过几任艄公,我不得而知,我只晓得打我记事起,初水哥是我所见的第三任。

父子俩都不说话,专心地赶着路。间或从前面传来一声“小心”,那是父亲在提醒我当心路面的浮石或水洼。父亲习惯于夜行,从1950年起,他便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,是个焦裕禄式的老派共产党农村基层干部,长年为了大队的事情东奔西走,走夜路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。可是我胆子小,在这样墨黑的夜色中行走,一个不小心,就有可能跌入几米深的大水沟中,不被淹死也要变成一只落汤鸡,肯定会耽误了去县城乘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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